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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成立儿科学院

2019-05-24 01:17 来源:日报社

  南京医科大学成立儿科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在将近110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危难深重,人民根本没有民主权利。

这是因为这些上层人士掌握着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力,他们与本民族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传统影响,如果上层这一关过不好,就不可能去争取在他们影响下的群众。在贯彻落实民族政策时,他们也总结了在执行民族政策中许多重要的经验。

  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自以为梦寐以求的美蒋“反攻大陆”的时机到了,更是明目张胆地抢劫物资,杀害干部和进步群众。统一战线要牢牢树立起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根本指导思想,把自己的工作重点切实地转到为四化服务的轨道上来。

  为表示决不与蒋介石、汪精卫之辈同流合污,她毅然辞去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回到广州专门创办了仲恺农工学校,从事发动群众的训练工作。1956年1月,规定全国的年息总幅度为一厘至六厘。

10月5日,双方代表讨论了由周恩来起草的《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议纪要》。

    (二)论证了无产阶级继续保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大特点和伟大创造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作用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后,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于教育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联盟对他们继续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使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边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实行合作。”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衡量我国政党制度的标准,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

  讨论的结果,由毛泽东于1948年1月18日写入《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中。

  ”周恩来还特别强调,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必须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共同目标出发。国民党特务进行破坏行凶,当场打死该工会的梁仁达,打伤100余人,制造了“二九”惨案。

  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艰苦卓绝的斗争,也有力地支持了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

    (三)确定了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  在《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党要继续坚持和发展革命,必须把着眼点转向发动工农是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组织工人群众并指导他们的斗争。

  要调配一些拥护三中全会路线,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干部,加强统战、民族、宗教等工作部门。党从各民族中培养干部,通过他们,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另一方面也可以较为客观和全面地了解各民族人民的意见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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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80后教授王立铭:科普冲动,按捺不住

发稿时间:2019-05-24 09:20:00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中国青年网

浙江大学80后教授王立铭:科普冲动,按捺不住

  最近,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铭回了趟北京大学。在自己的母校,他带着新书《上帝的手术刀》举办发布会。王立铭的上一本科普著作《吃货的生物学修养》获得了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12年前,王立铭走出校园,带着投身科研的热忱,从北京飞到洛杉矶,又在2013年回到祖国的怀抱,2014年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科研之外,他按捺不住科普的“冲动”:把关于科学的故事讲出来。

  让公众获取专业的科学知识,不是科普最重要的任务

  翻看王立铭的科普著作,觉得特别“接地气”。《吃货的生物学修养》用生动的故事,带出脂肪、糖和胆固醇代谢研究中的重大发现;《上帝的手术刀》则以娓娓道来的笔调,探讨基因编辑的历史与未来。“让一本知识深奥的科学书呈现出大树下摇着扇子讲故事的悠悠然。”第七十四届雨果奖获得者郝景芳这样评价这部新作。

  成为科学家之前,王立铭曾经想考北大中文系或历史系,甚至想做个红学家。中学时代,他一到周末就扎进图书馆,爱看中外小说和历史书籍。大量的阅读也培养了王立铭写作的兴趣和习惯,帮助他将艰涩难懂的科学原理写得“好看”。

  在他眼里,让公众获取专业的科学知识,不是科普最重要的任务。“科学世界纷繁复杂,大部分最新的理论和实验进展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大关系。重要的是传播科学的逻辑,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未知的新事物时,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思考、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培养公众的科学素养,让大家理解科学家是怎样思考问题的,能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科研工作及每一次突破,这是王立铭努力在做的。

  能影响一些人的观念,比做出一流成果更有成就感

  2000年,正在读高二的王立铭偶然买了一本杨振宁先生的随笔集。这位著名物理学家在书中谈到自己投身粒子物理时,庆幸“这是个正确的选择”。书中写道:一个年轻人在研究职业开展的早期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学科,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17年过去了,杨振宁那句话,仍扎实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带着科研梦,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攻读博士学位。在完成正规的科研训练后,他想跳出工作和生活圈子,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2013年,他回国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进入波士顿咨询公司驻上海的办公室,用一年时间深入了解医药产业。

  所见所闻让王立铭深感不安。他在北京、上海的大医院看着病人接受全面而规范的治疗,也到中西部城市和乡镇医院里,走近一些贫穷的病患。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种治疗肿瘤的抗体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经很常用,但整个中西部一年中只有几百人能用得起。

  目睹这些真实的境况后,王立铭开始意识到,科学所肩负的意义并不局限在一间小小的实验室里。

  回归科研、入职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后,推动王立铭从事科普写作的,或许是一种“倾诉的冲动”。他了解基础科研,也熟悉医药产业,阅读和远行让他积攒了太多精彩的故事。而他的两本科普著作,讲述的正是这样的故事:一项科学发现如何在不经意间诞生,又是如何实现转化从而影响社会的。

  “我想写些东西、做些事。如果能影响一些人的想法和观念,这甚至比自己的实验室做出一个世界一流的成果更让我高兴,更有成就感。”

  不能要求每个科学家都传播科学,但科学界可以更多元化

  “这些年,我尽量不让自己科研的时间被挤占,参加发布会这样的活动很少。”王立铭不希望科普影响自己的科研。对于科研,他有源源不断的激情,这是其他任何工作都无法替代的。

  “做科研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让我每天都能游走在已知与未知的边缘。当我或者我的学生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现象,我会感到骄傲又兴奋。即使它对于整个科学史显得微不足道,但对我而言却是大事,因为我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知道这个全新发现的人。这种感受只有科研能带给我。”

  在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王立铭带着他的团队以果蝇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更多生命奥秘。他们把果蝇觅食和进食行为的定量变化作为指标,研究各种环境刺激如何影响了对这些行为的精密调控程度,进而寻找这些病理变化的神经生物学机理。这些研究最终也许能帮助研究人员找出预防和改善某些疾病的靶点和治疗手段。

  当然,他也承认,既然挑起了科普的担子,可能有时还是会影响自己全身心投入科研。“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科学界可以多元化一些。除了鼓励科学家们专注基础研究本身,我们也应该支持热心转化研究的科学家、专注产业化的科学家、醉心教育的科学家、热爱科学传播的科学家等。我很敬佩那些全身心专注于科研的科学家,但做科普也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王立铭认为,不能硬性要求每个科学家都向大众传播科学。科学家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关注人类认知的边界和前沿,很多科学家的性格和工作性质也决定了他们确实不适合从事科普工作。“但可以着力于培养一批科学家做好科普。”

  王立铭说,自己没有特别宏大的人生理想,就是想在科学研究、科学普及和教书育人中起到一点点作用,哪怕影响几百、几千个人也好。

责任编辑:崔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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